鲍君甫的人物简介

保君宝，外号杨登英(1901-1969)，广东省香山县前山(现在是珠海市)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做出过突出贡献。

凭借多年的停留生涯，杨登英不仅精通日语，还熟悉日本政界、经济、文化甚至民间风俗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通。他当时使用的“杨登英”这个化名似乎和日本的旧名“东英”有某种关系。

1919年，杨登英回到风起云涌的上海，在日常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为日本的部分通信文库写了文章。

1924年，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中。在“五变”的风暴中，杨在青访中的杨剑红与杨武工会负责人见面，因同乡和同党的关系而受阻。后来杨建宏前往广东避难陈立夫，成为陈亲信助手，杨登英也遇到陈立夫等人。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个朋友来了，仰慕你的大名和才能，说希望和你学日语。杨慷慨地答应了。(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朋友》)这个“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阳山。此后，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讨论时局，吟诗表达抱负，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928年3月至4月间，蒋介石指令在上海设立特务机关，经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总经理杨剑红介绍，邀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富，“中统”开始了)杨登英。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与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被命令去上海担任特务后，一直想在国民党内担任官职，觉得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杨和雅、陈阳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把那个人发展成反谍报关系。

加入“中统”后，杨登英专门从事共产党和其他班长势力。1928年7月至8月间，杨剑红因与贪污桉树有关而自杀。蒋介石正式任命杨登英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记者，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依靠蒋介石，而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阳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周恩来的同意和安排下，陈静与杨登英建立了关系。他是中共首次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情报人员。

从1928年5月到1931年4月，从顾顺章叛乱桉树到杨登英，经过陈、刘鼎和杨登英的努力，中共的大批人员陆续部署到了中统机关。例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钱壮皇渗透到中统内部，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成的机要秘书，杨登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说，这一举动尤为重要。

1928年4月，他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导人罗伊农，但被发现背叛罗伊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阿雅华夫妇(奈农的秘书)，并通知中央特科“弘大”在他的住处被处决。

1928年秋，国民党松花警备司令部将密件交给曹溪浦房，看守中共地下机关。请捕室见杨登英秘密文件，杨登英得知密告信是一个叫戴冰石的人写的。杨在逮捕室的同时，还得把中共机关的7个人都抓走，但立即通知了陈熙，叛徒立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了。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根据密告，用新闸门摧毁了Matt Hestallo(李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佩、军委负责人杨、军委秘书疫苗等被捕。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为临时有重要的事，没能赶到，幸免于难。杨登英在桉树头前两小时得知了这一行动，但已经来不及向中共传达情况。

杨登英秘密通知彭派，中共准备在印度途中劫车救人。囚车突然提前两个小时出发，计划失败了。8月30日彭阳等4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疫苗到场记录，被捕后释放。

杨登英说，杨银这样的人被捕，是疫苗告密背叛的，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制裁疫苗，但不知道白在哪里。当时，上海报纸上刊登了国民政府长主席考虑到疫苗界黄埔学生误入歧途，授予保释金的文章。疫苗已于日前赴南京写了罪，立功报答当局。其实这只是烟幕弹，其实疫苗还在上海，也没去过南京。在杨登英的协助下，中共特科终于得知，法租界哈维罗(今天在淮海中路)、浮石路(金长乐路)之间的合房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博的家中暂住。杨登英受到共产党的委托，多次与合邦泛泽和疫苗打麻将聊天，最后得知疫苗将秘密送往意大利。疫苗和范小姐同意11月11日晚上11点从范家出发去码头。杨把这个准确的信息告诉了中共特别科。11月11日晚上，陈继速的人埋伏在潘家园周围。那天晚上，杨特地去范家送疫苗，确定了最后出发的时间。那天晚上23点，白一行准时离开范泽，朝巷子口走去，枪声响起，疫苗、范争路(范争菩提)、两名保镖当场死亡，范争派受重伤被送往医院。

1929年初夏，黑帮人士找到杨登民，扬言共产党文件被出卖。杨察询问后获悉，中共一位组织领导人陈伟年缺钱，打算出售党内机密文件。杨给陈两个金条买了文件。之后陈伟年就被处决了。

1930年初，黄埔军校第一届学生和共产党员黄帝宏从苏联学习回来。黄在去中央苏区的途中，黄把密函写给蒋介石，说他“想要校长归顺”，指控中共机密。江泽民批准许恩曾后，南京()派人去接黄。杨登英听到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时消除了这一隐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林必时被捕，杨登英找房子的兰普森沟通被释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被捕，巡逻一箱最高机密文件。纯浦不懂中文，杨登英就假装共产党员刘正是“中共文件专家”，去抓房间检查文件。几个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导致杨登瀛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号。

杨登瀛闻讯顾顺章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终于将杨登瀛释放出狱。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襬小摊为生。解放后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当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杨的秘书）等人。

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装设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杨登瀛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杨登瀛在南京病故，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直至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杨登瀛的人物评价

杨登瀛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无论杨登瀛内心当年有怎样的考量，个人作风上又有多少不良习气，可他对共产党在最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要知道，那样的年代，谁能坐天下根本见不了分晓，如果单就个人仕途考虑，杨登瀛的选择应该完全倒向有人脉基础、能给他大官做的政权掌握者国民党才对；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并真的因此而丢了仕途地在两党中间周旋，做什么“双面间谍”。他那上海滩以”杨登瀛“为名的冒险生涯显赫辉煌，从狱中出来，蒙张道藩念及旧情安排于南京反省院后，就基本上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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