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团结与分裂、挑战和机遇，相互激荡、彼此交织，“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指出，“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2023年，他更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各国有识之士的认同。

　　 近期专访多位国际知名汉学家，他们普遍认为，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菁华，“和合思想”与“大同理念”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珍视，也为全人类所追求，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更为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启示。

　　多年致力于中美两国文明交流工作、今年获得第十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赞赏“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崛起与变化，但始终保持着耐心和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他认为，“和合思想”的核心要义是“和而不同”，主张在多元性的基础上建立优化和共生体系。

　　安乐哲表示，强调只有赢家和输家的零和思维已无益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紧迫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以及家庭亲情哲学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对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更具有借鉴参考意义，并为世界各国人民齐心协力建立“共同体”意识提供宝贵的经验。

　　希腊汉学家易冬兰与安乐哲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为解决当今“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供借鉴。

　　易冬兰表示，按照中国人的“情理”思维方式来理解，事物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兼而有之”的。中国人不怕不同，不怕不兼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目标，恰恰是协商和调整的基础。“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经验，可以为当今世界就紧迫的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提供借鉴”。

　　在接受采访时，首位将《论语》译成冰岛语的汉学家鲍德松说，上世纪90年代翻译《论语》时，他曾觉得“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极难翻译。因为“和”这个字不仅指“和谐”，同时还有包容之义。在冰岛语中，他将“君子和而不同”翻译为Hefearmenn vinna samanántess ae vera samsinna，“意思是君子对待某个问题不一定是同一个观点，但依然可以合作”。鲍德松认为，“不同国家间亦是如此，这个思想值得学习。和合思想启示世人，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国家可以交流合作、商贸往来”。

　　将“大海”作为自己中文名字的埃及汉学家、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埃方院长哈桑·拉杰卜(Hassan Ragab)则强调，在文化和文明的协同与延续方面，同为文明古国的埃中两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打开中国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中国人懂得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爱护。比如中国帮助非洲发展工业化，创造就业，目前，优惠性质的贷款不仅有合作基金，还有专门为非洲中小企业设立的专项贷款，帮助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大大改善了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结构。

　　法国汉学家宗树人则有感于中国人对“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大同”概念出自《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实现“大同”的天下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代表着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

　　“这一理念不仅为中国人民所向往，也为全人类所追求。”宗树人表示，“大同”思想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代表了“天下一家”的全人类梦想。当中国的“大同”思想“遇见”其他文化时能够产生思想与情感上的共鸣。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处理多元化问题上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能够接纳吸收不同文化，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这种互补思维模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体现，也为西方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