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又重阳，望着盛开的菊花，自然也想起茱萸，便在重阳诗词里追寻它的影子。发现唐之前，描写茱萸的诗很少，文献的记载却较早。早在《周礼·内则》中就有“三牲用樧”的记载。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猪“三牲”放在祭板上，将煎过的茱萸等八种美果放在祭盘中用于祭祀，可见那时人们就视茱萸为非凡之物了。说起茱萸的药用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吴晋本草》等著作中，已有记载和赞美之词。后来东汉“桓景带一家人于九月初九戴茱萸囊、登高山躲过灾难”的故事传开后，这一情节被南朝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过，茱萸又被当作辟邪驱鬼魅的护身符，被称为“辟邪翁”，它和“长寿花”的菊，一花一果夺艳于重阳。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更把茱萸当成犒赏全军的奖品，有诗曰：“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可见，茱萸在中国民俗中的地位与菊花相比并不逊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之前怎么没能像菊花那样灿烂于诗人的字里行间呢？

　　疑惑之时，就想起了翻阅余光中先生的文章《茱萸之谜》，见文中有云：“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渊源颇深，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我想，屈原曾在《离骚》吟唱“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的诗句，把榝(茱萸)斥之为恶草，许是与之影响有关吧。而到了唐朝，被屈原斥之为恶草的茱萸陡然变成了芬芳之物。此时的诗人都喜欢用茱萸作诗料，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心境，一首首关于茱萸的好诗目不暇接。张说作《九日进茱萸山诗五首》，其中两首提到茱萸：“刻作茱萸节，情生造化间”“菊酒携山客，萸囊系牧童”。杜甫咏重九的十四首诗中也三次提到茱萸。唐朝诗人中关于茱萸的诗句数不胜数，从诗中也能看出，重阳节插茱萸之风，在唐代民间很普遍。用王维诗中的“遍插茱萸”四字盖之，恰如其分。宋代以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减，但从明代申时行《吴山登高》诗中的“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登高胜事夸。郡人齐出唱歌曲，满头都插茱萸花”，以及清代吴伟业的《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赏菊》中的“秔稻将登农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怜”的诗句来看，茱萸之风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地区依然盛行。

　　那么，古诗里说的“遍插茱萸”，是往哪里插呢？那遍插可不是什么地方都插，究竟在何处插？怎么插呢？这在唐诗里看得很清楚。朱放的“哪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权德舆的“他时头似雪，还对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强游登藻井，发稀那敢插茱萸”等，由此可知唐朝插茱萸是插在头上的，是插在发际之间。发际间哪里呢？再看卢纶的“睥睨三层连步障，茱萸一朵映华簪”。簪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原来唐人是将茱萸插在发簪上的。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说：“觥醆艳翻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清学者郑珍注：“谓盘鬟如环”，即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春”、戴叔伦的“插鬓茱萸来未尽”、李白的“插鬓伤早白”等，都说明茱萸是插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上的。

　　在唐之前，茱萸作为重阳节特有的辟邪饰品，更多的不是“插”在头上，而是臂缠或是身戴。众所周知，重阳节与茱萸的关系，最早见于《续齐楷记》里记载的一个传说，那个传说里的细节是将装着茱萸的彩色布囊缠在臂上，登高山饮菊酒躲避灾祸。可见茱萸“插”在头上，是后来的事情，至于从何时起，无考，但见晋时周处的《风土记》中有语：“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辟除恶气而御初寒。”综观古诗可见，“插茱萸”之风唐朝最盛。

　　茱萸主要分吴茱萸、山茱萸两种，风俗里的茱萸又究竟是哪种呢？这在古诗里同样能找到依据。早的有曹植《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南朝江总《宛转歌》：“菤葹摘心心不尽，茱萸折叶叶更芳”，五代徐铉《茱萸诗》：“芳排红结小，香透夹衣轻”等，这些诗句，均写出了茱萸气味芬芳的特点。吴茱萸果实成熟期散发明显的香气，正符合诗中描述，而山茱萸几乎是无味的。尤其是司空曙在《秋园》诗中的描述：“强向衰丛见芳意，茱萸红实似繁花”，更说明茱萸果实分瓣、熟似花开的又一明显特点，这正像吴茱萸具有果瓣形状，而山茱萸却是单一核果。据诗所见，古人重阳节插的正是诗中所说的有芳香气味的吴茱萸。

　　沿着茱萸的诗韵节律，步步深入，就嗅到了茱萸的酒香。从宋朝苏舜钦的“欲言无上策，且复醉茱萸”里，可以感受痛饮茱萸酒的醉容；从唐朝白居易的“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里，可以分享重阳小酌茱萸酒听竹曲的那份惬意……最后，我的目光惊讶于唐朝张谔《九日宴》的诗句：“归来得问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几人？”原来古代的重阳节，是如此醉人的节日呀！

　　卢恩俊